“老无所养”,对于他们已成现实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大象公会(ID:idxgh2013),作者:刘喜

养老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牵动着中国人的心。

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列车上,很少有人担心过养老。只有等 L 型拐点到来,不景气的 A 股宣告了个人财富的天花板,低迷的出生率否定了人口红利的可能性,养老才成了令人惊恐的社会议题。

在重新思考 ” 父母和自己该如何老去 ” 之际,人们更惊恐地发现,养老金账户没钱了。

人社部 2016 年发布的《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》显示,个人养老金账户出现大量空账,90% 的资金被挪作他用。

养老金的投资收益远不能补足空账,” 养老金不足以养老 ” 的担忧,刺激着无数人的神经。80 后和 90 后的父母正在老去,如果养老金不能保证他们的生活,该怎么办?

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。但距离我们几百公里的日本,正在经历一场性质类似的养老危机。在数十年的时间里,危机随着少子高龄化的趋势愈演愈烈,并蔓延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。

” 消失 ” 的百岁老人

2010 年,日本 NHK 电视台拍摄了一部纪录片,名叫《无缘社会的黑暗,消失的高龄者》。这部纪录片源于电视台自己发起的一项调查:

在公认人均寿命最长的、百岁老人数量最多的日本,有大量百岁老人却 ” 凭空消失 “,找不到任何踪迹。仅 NHK 的不完全统计,仅百岁以上的失踪老人,就有 350 人之多。

通过对多个个案的调查,NHK 发现,经济发展停滞造成的就业率恶化,和少子高龄化带来的养老危机,共同造成了老年人失踪背后的无数社会悲剧。

例如这位化名为 ” 博 ” 的先生,曾以 ” 养老金诈骗 ” 的罪名被拘捕判刑。他父亲的遗体在失踪七个月后,被警方从他家二楼地板上找到。在此期间,博一直以父亲的名义,冒领着养老金。

博并非品相不端,相反极尽孝道。他曾经在家乡的建筑公司工作,母亲病倒后,他选择辞职回家照顾父母。母亲去世后,正逢日本经济不景气,他遭遇 ” 再就业危机 “。无法找到工作的博只能在家里和父亲相依为命,依靠父亲的养老金过活。

等到父亲病逝,博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和最后的生活来源,还担负着家中的房屋贷款,陷入了孤立。思前想后,他选择隐瞒父亲的死讯,将父亲的遗体藏在家里,冒领父亲的养老金。

警察搬走父亲的尸体数月后,地上的尸痕依然触目惊心

接受采访时,博向记者倾诉了两个小时。他说,他到现在依然为所做的事情后悔,但当时确实想不到其他办法了。

” 直到父亲腐烂为止,一直这样触摸着,每天烧着香对他说对不起 “

经济发展速度逐渐滞缓,让社会主要劳动力——中青年们的工作和生存环境变得日益恶劣,福利缩减下的双亲养老负担则进一步限制着他们寥寥无几的选择。

下面这位 44 岁的石井政利先生,身患一定程度的腿脚残疾。他曾在泡沫经济时期外出就职,却于 30 岁那年辞职回家,直接原因也是要照顾癌症晚期的父亲。

父亲去世后,政利曾经想过重新回到工作岗位。但在不景气的经济下,年纪偏大、腿脚不便的他很难找到正式工作,又顾虑年纪渐大、身体渐差的母亲,求职之路困难重重。

领带收拾得整整齐齐,为了随时上班都能戴

因为找不到固定工作、又要照顾老人,政利和妈妈依靠去世父亲的遗族养老金勉强过活。他还是希望自己能找到工作,养活妈妈和自己。他说,自己会非常努力,希望起码能给他一个工作的环境。

这些原本应该活跃在劳动市场上,为社会发展贡献一丝小小力量的壮年人,却因为就业和养老的双重压力而被迫龟缩在逼仄的房间里,依靠父辈的养老金过活,甚至为此走上犯罪道路。

这些悲剧是怎样酿成的?一切都要从日本 ” 美好的养老制度 ” 的创立,及其在经济危机下的逐渐垮塌说起。

曾经美好的养老制度

日本的老人福利,成型于经济高速发展的 70 年代。二战后十年不到,日本经济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平,并在此后的十八年里保持了每年 10% 以上的经济增长。一个接一个的 ” 景气 “,让所有人都对经济发展的前景欢欣鼓舞。

在上升期的社会,没有人会觉得养老将成为社会的难题。

1973 年,田中角荣内阁大幅扩充了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,这一年被称为日本的 ” 福祉元年 “。该年最重要的政策,就是确立了 ” 老人免费医疗 ” 制度。70 岁以上的老人的医疗费,将由政府完全负担。

此后,养老金的给付水准、健康保险的给付率等都大幅上升。田中内阁还设立了 ” 浮动年金制度 “,将给付标准和物价波动挂钩,只要物价波动超过 5%,年金给付标准就会随着调整。

不过,新政策出台不久就遇到了石油危机:原油价格的高涨极大打击了日本经济,随之而来的物价上涨也带高了年金的给付水准。日本政府本来可以从此吸取教训。

但他们只是将养老福利略为降低,条件仍极为优厚:按照 1982 年新通过的《老人保健法》,老人仍只用负担入院费用的一成,其他由社会保险、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等方负担。

石油危机的小挫折,很快就被 1986 年开始的 ” 泡沫景气 ” 冲淡。这场盛大的泡沫中,无论政府、企业还是普通人都开始了一场 ” 花钱 ” 的狂欢。巅峰之际,东京 23 个区的地价总和可以购买美国全部国土。

1989 年,三菱集团花费 2200 亿日圆,购入纽约洛克菲勒中心 14 栋摩天楼

老年人的年金待遇也日益优厚。随着年金结构改革,收益权逐年扩大;给付额度屡次上调,并完全与物价挂钩。没有人想到高速发展的经济会轰然崩塌, 没有人担心关于养老的社会保险制度会出问题。

直到 1990 年泡沫崩坏。在经济的萎靡不振和少子化的蔓延下,养老成为政府和居民共同的沉重负担。养老制度在社会现实的压力下,开始显露颓态。

从地方债开始崩塌的养老体系

老年人生活的 ” 失范 “,最先发生于基层自治体。从 NHK 的另一部纪录片中,我们得以一窥政府财政危机对养老产生的影响。

泡沫经济破裂后,政府采取了很多办法提振经济、提升就业。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许诺政府投资,鼓励地方自治体兴建公共设施,大搞基础设施建设。

下水道建设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。

1996 年,日本政府发布《下水道普及特别对策要纲》,鼓励地方兴建下水道。这份文件承诺,因兴建下水道产生的贷款,中央政府会以交付税的形式将一半金额补偿给地方。在国家的政策利好和对经济形势的错误预期下,各个自治体纷纷开始大规模兴建下水道工程。

有地方甚至将下水道修到了田埂中,因为 ” 预期这里会变成住宅地 “

下水道工程给地方财政带来了巨额赤字,但在政策的诱导下,各地兴建下水道的行为并没有停止。下水道工程带来的地方财政压力越滚越大。开销和赤字同步上升,有的地方连续数年,下水道建设费都超过 10 亿日元。

2008 年,国家意识到了潜在的地方债危机,发布《自治体财政健全化法》,要求这些自治体彻查账目,避免陷入地方破产。清查之后发现,全国的地方债总额,达到了惊人的 200 万亿日元。

捉襟见肘的各个地方自治体,在关闭公共设施、降低政府职员薪水之后,终于将希望寄托在了降低居民开销上。

生活设施使用费和固定资产税都骤然上涨;针对学童、老年人和病人的福利则被大幅砍掉。有些县町里,平均一个家庭一年所需缴纳的健康保险费上涨了 23000 日元,卧床老人的住院费涨了几乎 100 倍。

在骤然上升的家庭财务压力下,有人因为负担不起昂贵的住院费,被迫从故乡搬离。比如下面这位名叫渡部瑞子的女士,带着自己卧病在床的老伴,从故乡岛根县搬到了隔壁的鸟取县。因为鸟取县尚未取消老年人的住院福利。

因为无力支付护工费用,所有的照料,瑞子都是自己亲力亲为。但现实是,迁入地马上也要取消一部分补助。这个在风雨中艰难求生的家庭再次陷入了困境。

如果付不起大幅飙升的医疗费,病床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该怎么办呢?

面对难以为继的现况,地方医务人员被迫 ” 教 ” 这些社会弱势群体钻制度的空子:选择 ” 户籍分离 “, 让低收入、有医疗需求的家庭成员将户籍从家庭户籍迁出。这样,他们还能规避收入限制,享受到一部分最低生活补助。

也有老年人开始积极参加地方公共事务会议,决心要保护自己的居民权益,要求政府和地方居民共同商讨解决办法。

但町长则更多是无奈:地方财政问题必须要在当下解决,不然只会祸延子孙。

然而,经济不景气、盲目扩大财政支出和削减老年人福利的祸患,早已以另一种形式蔓延到了子孙一辈,无处逃避。前文中博和政利的生活悲剧,正是由此而来。

他们都是为了生病后无可托付的父母,不得不辞职回家,从此失业,不得不靠老人日益微薄的退休金,勉强维持生计。

政利说,觉得自己 ” 很对不起妈妈 “。

博给爸爸做了一个纸灵位,每天都在烧香忏悔。

这是他们的故事,不知道会不会成为我们的故事。

面对危机,日本经济发展时代累积下来的社会福利,还能为老无所依的老人们和他们的子女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庇护。如果浪潮终于席卷我们的生活,什么才是我们的救命稻草呢?